其實在20年前

Where is the real tank man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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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年前發生的事情，能夠親身經歷的一代自然會感到痛心疾首。我記得屠城當天的震憾，相信很難用後來的文章去形容。如果從藝術的角度看，這個活動給香港人的震憾性，是由4月開始，那批擁有自由與開放思想的大學生作出的紀念活動開始，再由一件事情的目標漸漸變得更宏觀，而香港的新聞媒體也舖天蓋地的報導，甚至我記得在《今夜不設防》的節目中，突然中斷廣播，直播李鵬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的演講。這對於小學畢業的我雖然沒有太理解講話中的真正含意，但是一系列的影像與受眾的互動衝擊下，將整個運動在我的物理、精神與情感上產生一個實在的形態，而屠城本身的震憾就是在這個實在的形態上爆炸。

而現在的我不難用一個比較諒解的方式去理解為何有人可以說當時的屠城只是有些問題，因為在這個歷史已經不再重要，利用正面與陽光來掩飾遺忘與中庸的社會文化下。尤其是一些從沒與當時歷史相碰過的一代，對於這場學生運動只會留下官能電影一般的感覺，離場後也只會當成一件普通的談論話題。比較起來，可能雷曼迷債給他的震憾更大。尤其是在「醒目香港仔」的即食感情思維下，六四這回事反而就當成「我是藝術家」一樣，變成為自己的「遠大理想」創造商機的踏腳石，由所謂創作者變成為經營者，就是香港仔精神應用於情感歷史事件的大概情況。

我們所悲哀的，不是一些言論，而是那種當權者對資訊的封鎖下，人們只差生兩種狀態。一種是姿態上的與國際潮流接軌，在風潮過後始終沒有執行過箇中的精神與態度。另一個狀態是自我甘心自己標籤自己，對當前的局勢表現隨風擺柳，唯一的原則就是為自己納入建制的遠大理想邁進。

可是，同一個故事，從來沒有人想過，故事並不是說明人只能有這兩個死局。因為這兩個死局其實只是一個人的思考時間線循環而已。